“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是一套極具歷史價值、教育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的叢書，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組織策劃，并由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長周洪宇教授擔任總主編。這套叢書旨在以口述史形式發掘和搶救珍貴的高等教育史料，記錄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歷程和杰出人物的思想與實踐，回顧了我國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恢宏歷程，大力弘揚教育家精神，為后人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和深刻的啟示。

　　目前，“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第一輯如約問世，分為《謀與敢——朱九思口述史》《其命維新——劉道玉口述史》《實踐—理論—應用——潘懋元口述史》《回歸大學之道——章開沅口述史》《育人而非制器——楊叔子口述史》《改革路上——張楚廷口述史》《行行重行行——王義遒口述史》《弘揚傳統艱苦創業——史維祥口述史》八本口述史與《教育口述史研究引論》一本口述史研究引論，記錄了朱九思、劉道玉、章開沅、楊叔子、潘懋元、王義遒、張楚廷、史維祥等著名高校治理者在履職高校黨委書記或校長期間的波瀾歲月和不朽人生，同時為讀者提供閱讀建議，為研究者提供研究視角和方法指導。第二輯編撰工作也已正式啟動，敬請期待!

　　01“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出版的價值與意義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在《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中提到：“記憶的需要就是歷史的需要。”

　　歷史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動。這是自有人類記憶以來傳統總是被口耳相傳和文字記述的原因,也是今天學者們通過不同的歷史課題探究過去的原始驅動。記述往往與客觀現實有所偏差,使得部分歷史學家不滿足于從正統的史書和典籍中發現過去,熱衷于從筆記、小說等私人敘述空間中尋找歷史。在當代,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不再只是枯守故紙堆，而傾注時間走向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留心于觀察、傾聽、訪談,用聲音和影像來保存歷史,是為口述歷史的實踐。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時代,教育改革是社會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推動了中國的社會變革。在這個過程中，涌現出一批思想解放、視野開闊、勇于改革、善于創新的高校校長,成為勇立時代潮頭的弄潮兒。他們大都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親歷者、參與者、組織者、實施者、推動者、見證者,他們或重教學改革或重科學研究，或重社會服務或重文化引領，或重國家需要或重大學自主,或重人文社科或重自然科學，或重行政改革或重教師作用，或重本科教學或重研究生發展，或重頂層設計或重基層創新，或重本土聯盟或重國際合作，以高等教育改革家之風范,從高等教育不同層面入手,披荊斬棘，大刀闊斧,為推動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發揮了重要的奠基和垂范開拓作用。本套叢書以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為主題,以當面聆聽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高等教育改革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親身經歷和體會,同時將這些一手資料整理成書,傳于后人,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

　　組織編寫出版本叢書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現代口述歷史先驅、英國歷史學家保爾·湯普森(Paul Thompson)認為,口述歷史的基本重要性在于給了孩子們、學生們,或者說年輕人,一個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的機會。2017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社會各界和人士通過不同的方式舉行了紀念活動。恢復高考是國家的英明決策，于國于民都影響深遠。那么，高考是如何恢復的?恢復之后大學的辦學是如何逐步恢復并發展的?其中都離不開大學校長在此間的努力。本套叢書所邀請的校長便是這一重要歷史活動的親歷者與主持者，他們能夠提供作為歷史參與者的視角與聲音。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教育作為社會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反映社會整體變革的內容。1977年,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他明確把科教發展作為發展經濟、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先導,并將其擺在中國發展戰略的首位。在教育系統中,高等教育的地位舉足輕重,尤其是對于中斷高考十年之久的國家來說,急需一批年富力強的青年骨干承擔起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重任。本叢書的出版對回顧過去40年來高等教育改革發展與社會經濟變革具有重要意義,既是緬懷過去，也是總結現在，還能展望未來。

　　編撰出版本叢書為回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制度發展歷程提供口述歷史資料很有必要。口述歷史的必要性關涉的是歷史本質、功能與意義的討論。歷史是什么?誰是歷史的敘述者?怎樣的檔案資料才能呈現最客觀的歷史?在歷史學的研究中,此類問題的解答通常被視為專業的緘默知識體系構建。口述歷史研究者認為，人民應該享有話語權,通過人民的聲音,把歷史交還給人民。正如意大利歷史學者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口述歷史的基本功能在于留存當代歷史參與者的口述檔案資料。

　　收集口述歷史資料的必要性在于：一是能提供檔案資料的補充與印證,彌補檔案資料中某些重大事件過程與細節的缺失;二是口述歷史資料可以發揮歷史研究和社會教育功能,那些重要歷史事件的決策者、參與者通過口述歷史能夠提供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而對于一般公眾來說，通過閱讀這些口述資料更具有社會教育意義。本叢書是口述歷史在當代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一次嘗試。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在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發展經歷了起步、發展、挫折、中斷、恢復、改革與騰飛的多樣化的發展階段,我國當代對教育改革發展歷程的研究是當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叢書編撰出版具有緊迫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時期均涌現出杰出的大學領導者。第一批引領高等教育改革的校長們有的已經辭世，大多已進入耄耋之年,本叢書的編撰有搶救性保護之意,是為這批勇立改革潮頭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領軍人物留下智慧以指導未來我國高等教育進一步改革創新。

　　本叢書編撰的初衷之一便是考慮到曾擔任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兼院長的朱九思先生已年近百歲,為他整理完成口述史實屬迫在眉睫。遺憾的是,我們在整理朱九思教育口述史的過程中,先生于2015年6月13日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他指導的博士生、現為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的陳運超教授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憑借朱九思先生生前談話、師門集體回憶,以及朱九思先生系列著述,費時數年完成該書的整理工作。因而,當面訪談聆聽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高等教育改革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親身經歷和體會,同時將這些一手資料整理成書,傳于后人,已經成為一件具有重要意義和急迫的事情。

　　02“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選題策劃與撰寫過程

　　本叢書最初的構想可以追溯到2008年初春,彼時剛好是恢復高考30周年,也是我們77級大學生30年前剛剛踏入大學校園的日子。猶記得1978年3月初,我從湖北荊門姚河公社新華大隊知青點取回行李,在家歇息幾天后,便赴華中師范學院京山分院報到注冊正式成為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的一名新生，由此走上“知識改變命運”的人生之路。可以說,我個人命運的轉折是以國家發展步入正軌為前提的,首先是整個民族發展的春天，其次才會有個人發展的春天。

　　1978年這個特殊的年份，無論是對我個人而言，還是對中國來說,都是一個重要拐點,具有里程碑意義。作為77級大學生,自己又是從事中國教育史研究的學者,組織編撰出版一套反映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的想法便涌上心頭。2008年底,我在與新進入我門下攻讀博士學位的劉來兵討論他的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時,與他交流了做大學校長口述史選題的想法,想借此機會推動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的撰寫工作。他在做了一番準備工作之后,隨著個人研究興趣的轉移,改做教育史學理論研究,此事便擱置下來。2014年,我早年指導的碩士生、現在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工作的周曉方找到我,與我溝通策劃組織出版叢書選題事宜。周曉方所在的華中科技大學作為全國高等教育改革重鎮,系高等教育研究人才薈萃之地,在學術研究、人才培養方面已經形成獨有的特色和優勢,具備較高地位和重要影響。我立即想到將已擱置數年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交由該出版社出版是最佳選擇,此事已是迫在眉睫,且劉來兵博士現已留在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工作,可以協助我完成組織出版工作。周曉方編審向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匯報了本選題，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將本叢書列為重點出版支持計劃,并于2015年獲得湖北省出版基金的資助。

　　在選題確定之后,我們分頭聯系國內幾所高校已經退下領導崗位的校長們,主要有華中科技大學前校長朱九思、楊叔子,華中師范大學前校長章開沅,廈門大學前副校長潘懋元,湖南師范大學前校長張楚廷,西安交通大學前校長史維祥,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等，他們作為本叢書第一輯的口述傳主先行出版口述史,另有其他數位高校前校長也已參與到本口述史叢書出版工作中來,他們的口述史作為本叢書的第二輯也將陸續出版。他們對本叢書出版計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與支持,盡管他們年事已高,但仍堅持著書立說，發表對中國教育的真知灼見。他們的智慧與思想無疑對今后中國高等教育發展起到啟迪作用,他們的肯定與支持使我們信心倍增，促使我們更加堅定地、全力以赴地完成本套叢書的編撰與出版。

　　在得到這些具有新時代大學改革鮮明特色的校長們的認可與支持之后,我們又分別與校長本人以及校長們的學生進行了單獨的溝通交流,并逐一確立了各口述史著作的整理者。我利用在北京參加會議之機,與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現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署長柳斌杰溝通本套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的選題情況，邀請其擔任叢書顧問,并聯系全國多所大學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者擔任本叢書的編委會成員。

　　有關叢書的編寫體例，前期我與策劃編輯周曉方編審和編委會秘書長劉來兵副教授進行了多次討論，第一輯出版計劃確定后,我們又征求了各位校長及各位口述整理者對編寫體例的意見。考慮到本叢書中校長們的身體狀況各不相同,無法保證每一位校長都能完全以口述加整理的方式完成書稿著述工作,故根據具體情況具體組織編撰,總體上保持口述歷史的風格即可。隨后,我們積極申報各級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現已獲得2015年湖北省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項目,并為爭取獲得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資助做積極準備。

　　2017年2月17日,為推進本叢書的撰寫工作,統合在撰寫過程中的不同意見,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專門組織召開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第一輯)審稿會。華中科技大學總會計師湛毅青教授、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教授、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張應強教授,以及本叢書主要口述歷史整理者來自華中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廈門大學、同濟大學、華中師范大學、重慶工商大學的專家學者相聚武漢,交流本叢書寫作的具體情況,共同回顧與展望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發展。

　　與會的專家學者一致認為,策劃出版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還原高等教育改革家在高等教育改革領域的思想理念、真知灼見、踐行歷程,給時代留下真實的記錄,為后來改革提供有益經驗，傳承后世,具有前車之功。與此同時,在黨的十九大即將召開之際,借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大好時機,對老一輩高等教育學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理論與實踐進行梳理,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進行回顧與展望，這對實現“推動一批高水平大學和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培養一流人才，產出一流成果”的宏偉目標具有重大意義和推動借鑒價值。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加快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推動一流高校與一流學科建設,加快我國邁入教育強國行列的步伐。這充分說明本叢書的選題與編撰出版非常契合當前國家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事業的需要。2018年,時值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推出本書,希望能為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建設提供歷史的借鑒。

　　本叢書在編撰過程中得到了國內多所高校以及大學領導者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各位愿意參與本叢書計劃的老校長們,在此一并致謝。參與口述史整理工作的諸位學者與我們組成了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編撰團隊,他們敬業的精神、嚴謹的態度、深厚的學術底蘊為本叢書的出版提供了保證。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劉來兵擔任本叢書編委會秘書長,協助處理日常具體事務與聯絡工作,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策劃編輯周曉方等老師為本叢書的出版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在此謹表示衷心感謝。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謹以此套叢書的出版隆重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向40年來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創新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先驅者、探索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圖說：2024年9月8日，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主辦的“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第一輯首發式暨第二輯啟動會在北京湖北大廈舉行。

　　03“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的定位與追求

　　口述歷史不同于學術著作,相對學術著作而言,其讀者受眾更廣泛。我們在編撰本叢書的過程中,結合口述歷史的特點考慮本叢書所追求的風格、特點和定位。

　　力求復原史實、保全史料、深化史學。要做好口述歷史研究工作,應明確“歷史”的三層含義,即客觀的事實(史實)、主觀的記載(史料)和主客觀結合的研究(史學)。與傳統的單純以文獻為依據進行的歷史研究不同,口述史研究是史實、史料和史學三層歷史的融合。口述者敘述的是史實,但首先是屬于口述者自己認定的事實,還需要通過記載的史料去印證,整理者通過比對口述材料與文獻材料也能得到最終的口述歷史作品。口述歷史必須恪守真實、客觀、中立的基本原則,必須厘清訪談者與口述者之間的關系。左玉河教授認為歷史研究者與歷史當事人是口述歷史研究的雙重主體,但兩者在口述訪談中充當的角色及所盡的職責是不同的。作為訪談者的歷史研究者,是口述歷史訪談的策劃者和引導者;作為口述者的歷史當事人,是口述歷史訪談不可缺少的主角。口述歷史訪談的過程,是訪談者與當事人通過口述訪談的方式共同回憶和書寫某段歷史的過程。本套口述史叢書力求做到以史為據、論從史出、史論結合、述多議精,求信、求實、求真,為后世存信史,為學術做積累,為改革指正路。

　　力求形式與本質的結合。口述歷史作為一種史學實踐在近年來頗為興盛,源于社會大眾對歷史的關注熱情顯著增強。大眾在獲得一定的物質保障之后,會轉向對精神、文化的追求以提升自身的素養,人們開始去關注歷史的、過去的、傳統的東西,而不只是當下的日常生活。口述歷史能很好地滿足大眾對當代社會生活中某些重要事件的了解。這套口述史叢書,“口述”是形式,是特色,“歷史”是本質,是根本。既要遵從口述的“形式”和“特色”,更要堅持歷史的“本質”和“根本”,使之與一般歷史著作區別開來,具有口述歷史的風格和追求。

　　力求口述文本鮮活、生動、可讀。口述者有自己的語言風格,善述者引人入勝。作為大學領導者,卓越的演講能力是其勝任領導職位的基本能力之一。然而,口述歷史與平常的對話不一樣,需要整理者在前期做好一定的準備,把要了解的內容提前告知口述者,口述者需要一定的時間去回憶,甚至是查閱資料去印證。對話的過程要盡可能做到問題有來由、事情有曲折、過程有細節、結果有懸念、語言口語化。問題有來由強調的是口述歷史有自己的主題,是帶著問題開展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漫談。問題可以是整理者在前期準備的,也可以是口述者根據主題自我提出的。事情有曲折強調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均是螺旋式前進的，其過程大多循環反復，通過不懈的堅持與努力才能最終取得成功。

　　過程有細節強調的是在事件的重要節點與關口,某些重要決策與行動使事件的發展方向發生根本性轉變,在此結果之前所發生的細節過程僅僅是少數參與者才知曉的，而這也正是需要通過口述歷史公之于眾的。結果有懸念強調的是敘述能引人入勝,而不是故作驚悚,是增加可讀性,使人們意識到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實踐均是特定時期不同主體博弈的最終結果。語言口語化強調的是口述歷史不是文本寫作,是日常生活中口述者的自我呈現,這種表述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

　　力求處理好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本套口述史叢書以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為主題,每一位大學領導者均以個人主導大學改革為主題開展口述史的整理工作,每一本口述著作既要反映時代和改革的共性問題,也應體現傳主的個別應對及其個性特征。共性指不同高校教育改革的普遍性質,個性指每一位大學領導者推進教育改革的特殊性質。教育是社會系統中的組成部分之一,教育改革離不開整體的社會變革系統的支持,也受制于一定時期的社會改革氛圍。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高校的改革,所面臨的時代和改革背景是一樣的，具有共性的時代烙印。不同的大學領導者具有不同的改革思路與領導方式,即使在共性的改革背景下也會呈現出不同的改革實踐。從縱向來看,不同時期的大學改革實踐更是如此,因而,對每一位大學領導者的個性呈現是本叢書的特色所在。

　　力求處理好重點與非重點的關系。口述歷史的敘事風格在追求可讀性、鮮活性、生動性的同時,必然以付出較多的篇幅為代價,甚至是事無巨細的情節交代,在此過程中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呈現重點的內容,而不至于被其他非重點內容所掩蓋,是本叢書在編撰時一直強調要處理好的問題。我們認為，重點不在于篇幅的“多”,更是思考的“深”,只有篇幅的“多”而沒有思考的“深”,那是“流水賬”,要避免寫成“流水賬”,力爭成為“沉思錄”。而要成為“沉思錄”,需要做到“國際視野、中國特色、問題意識、改革導向”。國際視野是敘述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發生被置于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觀照之下。

　　毋庸置疑,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有自己的道路與模式,然而西方國家建設高等教育的經驗應該成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制度的借鑒。中國特色是指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內進行的,盡管有借鑒西方國家高等教育辦學經驗,但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是永不動搖的根本。問題意識是指以問題為中心論述大學改革的主要思考與舉措,這些問題能反映大學改革的困境與突破以及決定未來走向,在推進大學改革這一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并有哪些經驗和啟示。改革導向是指這套口述歷史叢書不是個人的生活史、活動史,而是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學改革為主線的口述史。在敘述的過程中要把個人生命史與改革史結合起來,個人的日常生活與后來的主持大學改革是有內在關聯的。

　　應處理好經驗與教訓、正面與負面的關系。任何一項改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過程必然是反復曲折而最終達成的。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高等教育經過撥亂反正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獲得快速發展,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也遭受了西方勢力侵蝕后的挫折,影響了一些大學改革的步伐,因而,該時期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既有良好的經驗,取得了積極的改革成效,也有深刻的教訓。進入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21世紀之后,中國高等教育迎來理性的快速發展,逐步走向以中國特色的辦學道路并入全球高等教育發展的軌道。因而，口述傳主在對改革進行總結時應堅持客觀理性的態度,認識到個體在整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宜只寫傳主如何“過五關斬六將”,還要寫其“走麥城”,敢于自曝其短。這不僅反映歷史的真實,體現人格的境界,而且會給后人更多的啟示。

　　力求處理好學校與個人的關系。一所大學改革的成功離不開校長的改革思路與實踐以及協調各方關系的人格魅力,但不能完全歸功于校長一人，與學校整體的改革環境也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正如曾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楊叔子所形容的,兩者是“山”與“老虎”的關系,沒有學校這座“山”,就沒有校長展示治校智慧與能力的舞臺,所以說“山與虎為”,而沒有校長的治校智慧與能力，學校也難以實現跨越式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虎壯山威”。兩者不可或缺,相輔相成。因而,在口述的過程中,如何以大學領導者為核心,探討學校在某個時期的整體發展環境,是很有必要的。

　　力求處理好大學自身辦學規律與少數非學術、非教育因素之間的關系。教育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系統的支持,受政治、經濟、文化的制約。大學發展同樣如此,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內設計我國大學的改革方向。大學改革發展史,既有大學自身的辦學規律,同時也要考慮到非教育因素、非學術因素的制約與影響。然而這部分的影響因素如何評判,不是短期內能夠給予的,歷史畢竟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看清背后的事實,這就要充分依靠傳主和整理者的人生智慧。口述者應該談出正能量,給人以溫暖和力量,談出未來，談出希望。

　　04 我給恩師整理出版《回歸大學之道——章開沅口述史》的編后說明

　　在一本書即將出版之際,對讀者交代一下作者的編寫初衷和過程,似乎是個常例。我們整理出版的這本《回歸大學之道——章開沅口述史》看來也不能不在書尾寫幾句,向讀者做個說明。

　　這本書是我應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之邀，擔任總主編的《當代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叢書(第一輯)》中的一冊。該叢書傳主包括20世紀80年代以來活躍于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前列的一批知名大學校長,如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華中工學院(今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朱九思和楊叔子、北京大學丁石孫校長的得力助手及常務副校長王義遒、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史維祥、湖南師范大學校長張楚廷等人，而被譽為“華中高教三劍客”之一,與劉道玉、朱九思齊名的華中師范大學校長章開沅,自然也在該叢書傳主之列。

　　為了確保這套口述史的真實性、客觀性和可信性,在七八年前這套叢書動議之初,我就與出版社定了個規矩,每本書的整理者,最好都是傳主的弟子或助手。如果可能的話,最好請當事人自己來完成。劉道玉、張楚廷兩位校長就是自己親自動手,不假他人。我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統招入學的大學生中章開沅先生最早的一批弟子，從1978年3月入讀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就與章先生開始認識并交往。我在擔任歷史系77級歷史課代表后,經常就班上組織學術討論及個人專業學習諸事請教先生，尤其是1982年初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以及后來又跟隨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做陶行知研究,陪同先生參加相關學術活動,耳提面命、請益問學的機會就更多。先生終身服膺陶行知,立志教育改革,以教育改革促進社會進步。先生晚年擔任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兼湖北省陶行知研究會會長,我作為他這方面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湖北省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后來又承先生大力推薦并擔任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向先生匯報請示陶行知研究相關工作,交往十分密切。先生對我也一直關愛有加,為培養陶行知研究的年輕一代,20世紀90年代,先生曾專門修書,與教育部黨組成員、陶行知弟子張健先生聯名給當時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長韋鈺推薦我免試外語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訪學。先生還在百忙之中給我的博士論文等多本學術專著寫序,鼓勵有加。我到省里工作后,他也常常勉勵我努力服務社會,積極建言獻策,推動教育改革。作為他的弟子之一,我來整理其這本口述史,自是弟子本分。

　　不過,基于種種考慮,作為叢書總主編,最初我還是考慮想請在華中師范大學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晚年與先生朝夕相處、接觸最多、情況最熟悉的師弟師妹們來承擔這一任務,但我后來了解到,他們大多在忙于協助整理出版先生的那套多卷本文集,一時無力顧及其他。后來我又考慮可以請先生的助手劉莉幫忙，一問,結果她也在協助先生處理最新版《章開沅自傳》有關出版事宜，這本書是繼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章開沅口述自傳》之后的又一本重要自傳,先生很看重此書,不惜心力,費心親筆撰寫,劉莉也為此投入很大精力,暫時無暇他顧。

　　出版社負責人了解這些情況后,認為時間已過去數年,其他傳主的口述史多已出版,此書不能再延遲下去,便督促我自己來完成。我到近代史研究所向章先生做了匯報,先生覺得專門來回顧與反思20世紀80年代前后高等教育改革史,對當今高教改革也有助益,可以試試,但也明確表示他現在精力有限,無法再專門費時口述,只能應對幾次,其他都要靠我自己設法整理。先生還指示我關于他的生平經歷和部分早期學術活動情況可以參考此前由他口述、彭劍整理出版的《章開沅口述自傳》以及劉莉正在協助處理出版的最新版《章開沅自傳》。劉莉聽說了此事,也很幫忙,主動將章先生自傳初稿中關于高等教育改革部分內容提供給我進行參考。我自己身兼數職,平時事務纏身,心有余而力不足,開始時還當面請教了先生幾次，但后來一忙,整理工作就停了下來。出版社領導見這樣也不是辦法，囑咐我再找一位助手協助整理,我想到平時與先生聯系甚多,經常采訪先生的學校宣傳部的小黨,覺得他比較熟悉一些情況,于是我們兩人分工合作,加快整理。小黨也是忙人,初稿出來后,我發現還有不少重要遺漏,便又請我的研究生鄭媛協助補充了許多新資料,終于在去年交給了出版社。我將這些情況向先生做了匯報,他很欣慰,多多嘉勉,認為可以與其他幾本口述自傳形成互補。

　　2021年5月上旬,我請小黨盡快配齊相關照片發給出版社,并不時詢問出版社人文分社負責人此書編輯工作進展，希望乘先生精力尚可之時可以親自把把關。我怕有傷先生視力，還建議出版社在書稿編輯完后務必打印一份大號字體的清樣,以便先生審核。可惜因種種緣故,此事未成。先生對此似乎并不在意，我們不提他也不問。但后來聽師母說,先生臨別前幾天,有兩個愿望與她頻頻提及,一是想回桂子山的家里住住,二是想看看書出來沒有,而“書”可能就是指這幾本口述自傳。聽到此言,我感到無盡的后悔。如果當初不猶豫再三,自己動手早日完成書稿,時時督促出版,或許可以讓先生在生前見到這本專題口述史?

　　如今,這本口述史即將出版,而先生已魂歸道山,無緣一睹。涌泉之恩,無以為報,就以這本口述史作為弟子獻給先生的一瓣心香吧?希望它的出版能讓人們永遠緬懷和銘記那個激動人心、令人難忘的改革歲月,以及先生這樣始終追求真理、充滿改革激情和勇氣的一代先驅,并從他們的改革理想和智慧中汲取繼續前行的力量。